凯瑟琳·奥多拉·霍普斯博士出身于一个领袖辈出的家庭。在充满“政策讨论”的氛围中长大，当她谈及全球社会结构中平等理解的缺失时，她的言说源自亲身经历、切身认知与家族传承的榜样力量。
作为韦克朗教育学院多元社会研究讲席教授（研究方向涵盖跨学科性、认知正义与教育），霍普斯出生于乌干达北部一个大家庭，族中多出医生、数学家、工程师、飞行员和政治家——其中许多曾领导乌干达独立运动，于1962年使国家摆脱英国殖民统治。
她的父亲是科克氏族的族长；长兄在1960年代进入国家政府高层；母亲则是女性运动中的重要领袖，始终致力于挑战现状。母亲曾独自组织约400名妇女，成立了一个种植者合作社，该合作社在乌干达独立运营长达半个世纪，堪称独一无二。通过合作社，这些妇女及其社区得以繁荣发展。“那是我童年第一次接触到女性主义的实践行动。”她回忆道。
第一次断裂
霍普斯的母亲还创办了一所学校。起初，学校设于路边一棵果树下，村民前往水井取水时常经过此地。
从社区户外课堂的草创时期，到进入附近的小学，再到后续的求学过程，霍普斯逐渐感受到传统教育内容与现实经验之间的断裂。“我记得学校里严格的合唱训练，老师花了好几周教我们唱《我在草地上种大麦》《伦敦大火》和《白桦树之家》。然而，没有一位老师亲眼见过大麦，更别说草地、白桦树，或是伦敦——无论它是否正陷入火海。”
“我也清晰记得一次考试中的题目，至今难忘，”她接着说，“问题是：‘谁发现了默奇森瀑布？’——这个瀑布离我父亲的祖居不远。
“前四个选项都是欧洲人的名字，最后一项是‘以上都不是’。我选择了最后一项，但老师坚持正确答案是其中某位欧洲人。该瀑布位于尼罗河上，是乌干达两大民族之间的界标，附近更有当地居民进行祖灵祭祀的圣地。我的曾祖父在十九世纪初逝世于河岸一侧，遗体被运至对岸安葬，完全遵照他的遗愿。在那些欧洲探险者‘看到’瀑布之前，纪念他的树木早已在那里生长。
“但在学校教育中，我们却被教导是某个欧洲人‘发现’了它。”
独裁颠覆民主
1972年，伊迪·阿明夺取乌干达政权，成千上万人遭杀害，其中包括霍普斯的七位兄弟姐妹。1976年，18岁的霍普斯在最后一个兄弟被公开枪决后，被迫逃离祖国。她先抵达赞比亚，随后流亡瑞典，并在此开始系统反思教育的本质与目的。
“教育的任务到底是什么？是为了促进社会流动，传递民族的传统规范，还是为了培养人们在远离乡土的生产线上工作？”霍普斯开始对教育的内容与方法提出根本性质疑。
回想自身经历，她沉静反思：“我曾感到困惑，为什么老师们能如此自然地教我们瑞普·凡·温克尔在卡茨基尔山中的故事，却对我父亲经常讲述的、关于我们自己的山岭中古老传说的精彩故事置之不理？
“我意识到，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去批判地质问那个纵容此类做法的教育体系。”
研究者：同时作为主体与客体
在面对另一种“异质”的教育叙事时，她一度感到迷失。而在研究领域中，这种思考往往更具挑战。
“我就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而我试图分析与创造的，正是未来。”
友人同事建议她关注以批判性价值为导向的批判科学。“这一范式以赋能为核心隐喻，将教育视为培养个体能动性、以推动社会形态生成与变革的过程。它激发人类主体积极介入社会发展，并倡导自我反思——以此作为理解主客体间相互连结的根本途径。”藉由这一视角，她找到了自己的学术立足点。
连结原住民的认知、行动与存在方式
霍普斯的工作足迹遍布乌干达、瑞典、南非、印度、非洲多地及加拿大，始终致力于解放被压迫的知识体系。她指出，许多地区的原住民知识正在获得官方承认。“这固然重要，但当前更关键的是如何确立这些知识融入主流的条件。
“如今我们已掌握新的方法、多轨系统，以及处理冲突的层次化路径，包括从文化乃至心理层面研究宽恕、复仇与补偿之间蕴含的张力，”她说，“我们已具备更强的诊断能力，从而能更有效地预测暴力与和平建设的结构性及认知性障碍。在呼吁建立更协调的范式、提升行动透明度与坦诚度时，尤其需要在所谓‘西方’与‘全球北部’投入更多关注——特别是重新学习与虚心接纳。”
谈及在卡尔加里大学的新职务，霍普斯表示，该校对原住民社群的根基性承诺与相处方式令人振奋且充满希望。“这需要创造力、包容性、协作与决心，并且必须以相互尊重的方式倾听彼此。”
她进一步强调：“这将有助于推动一种不回避现代教育传播西方视角这一事实的教育形态。因此，必须建立制度性空间，以重新学习、摒弃成见，并向其他文化汲取多元的智慧、技能与价值观。
“如此一来，欧洲中心式的教育才能扩展为真正大写意义上的‘教育’，得以拥抱其他文化的深厚智慧。”
